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职权主要有审查批准逮捕、决定起诉并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这在纳粹时期，已明确变成了受赠人的责任。可见，行为与法律行为两分并非问题的关键，动机才是。
五、法院如何判决此类有道德争议的案件 （一）如何对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具体化 首先，对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的解释，是在法律内部还是在法律外部？拉伦茨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38条既包括了法律内在的伦理原则，也包括了外部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但前者具有优先适用权，后者只是在与前者一致，且对现行法律的解释更佳时才可适用。因而，它对多数情妇遗嘱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自由之本意是随心所欲。⒆ （三）德国法院立场为何发生变化 追问德国最高法院立场改变（其中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的原因，不是什么法律技术的进步，而正如德国民法学家海因里希斯（Heinrichs）指出的，产生于善良风俗的要求处在变化中，不仅法律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而且在交往圈中所承认的道德观，也可能发生变化。据此，不应去探究遗赠人出于什么动机将财产遗赠给受赠人，不应如果得知遗赠人动机不纯，进而就宣布该遗赠无效。
他们对张学英的遭遇比较同情，有几个人还专门去看望了张学英，表达了他们的关注之心。首先，这个案件中需权衡的对象，并非通常所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原则，如像权衡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优先性一样，去权衡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与遗嘱自由谁具有优先性，而是要权衡对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在本案中的不同理解，谁具有合理性，因为制定法规定了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条款本身，就是为了限制遗嘱自由等自由，遗嘱自由适用与否，取决于在本案中如何理解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即基于婚外同居关系的遗嘱违不违反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这就使在应用法律时一开始就直接进行演绎推论的机会极为有限，相反，必须先确定规则和案件，考查规则的正确性，再行演绎推论。
最后，当法律的不公达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时，法官可正当地违背法律，如撞了白撞的政府交通规章。流行说法是客观目的解释，又称意义解释，它探求的是法律的客观目的和意义。狭义理解逻缉的立场之要义是严守矛盾律等逻缉法则进行三段论演绎。无论如何，结论最终得出必须经由演绎。
论证的主要目标是寻找结论的正确性，实现此目标的过程是，由断定前提的正确性进而断定结论的正确性。此项目由慕尼黑大学考夫曼，诺伊曼和施罗特三教授主持，于1986年完成。
设证是超越规则的亚推论，它是从结论经由规则亚推论到案件事实，从特殊经由一般到特殊，其过程为结论一大前提一小前提。这就首先涉及法源的问题，通常包括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学理、道德。[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82页。这四者在法律发现中的关系，正如考夫曼正确指出的，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
如果后经查明，乙携带硫酸不是去参加集会，而是企图伤害他人或去做试验，非法携带武器参加集会的前理解必须修正，乙也不是此罪的犯罪嫌疑人或不是犯罪嫌疑人，携带硫酸的生活事实虽存在，但此种非法携带武器参加集会的法律事实不存在。不许在公共汽车站抽烟，在公共汽车上抽烟更不允许，为举轻明重。为了表述方便，这里将诠释一并归入方法之中。建构大前提的特有方法，如客观目的探究（目的论限缩或扩张），法律修正、正当违背法律，法律补充、反向推论等。
生活事实不总是可以证明的，即便可以证明也是主体的认识，而主体的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同理，社会学解释不是解释，而是从社会事实角度论证结论的合理性，属法律论证，如在一些地方，前店后舍两用的房屋、船民用作打鱼并生活的渔船，习惯上被理解成住宅，这种理解与立法者原意无关。
1．诠释与解释 解释归于认识论范畴，为了实现解释目标，需要寻找方法，因而它又属于方法。在其它论证立场中，对演绎、归纳和设证，或择而用之，或一并用之。
形式论证视诠释为非理性的形而上学，诠释把形式论证归于无内容的分析理论。事实是判断的对象，在作出法律判断中，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在于弄清什么是事实。前引[15]，谷振诣书，第298页。图四：类比的路径（附图略） 类比比归纳和设证更富创造性，这体现在它是从一个特殊领域的知识过渡到另一个特殊领域的知识，具有联想、启发、假设、解释和模拟等功能，甚至灵感和直觉有时也依赖于类比。但类比有类似的规范参照，法律补充则无类似的规范可比照。字义解释包括对字义的扩大、限制和字面含义（平义）三种，扩大与否是看字义是小于还是大于立法者的原意。
参见前引[3]，恩吉施书，第183页以下。前引[13]，考夫曼书，第82页以下。
刑法中禁止类推原则的界限是，不能创立事实构成中不包括的新犯罪类型，也就是说，刑法中进行类比的边界是事实构成中而不是事实构成外的犯罪类型，禁止类推就是禁止比照类似犯罪类型推出一个未规定的犯罪类型，但在一个已规定的犯罪类型中，并不应禁止从一个已知的具体犯罪种类推出另一个未知的具体犯罪种类，因为立法者无法预知具体犯罪种类的全部形式和数量。不同于为命题的真实性而论的一般论证，总体上看，法律论证不是为真而辩，其使命是要使人信服，在诉讼中，法律论证甚至是为赢而辩。
图二：寻找和建构规范的具体方法和过程（附图略） 三、建构大小前提的方法之一：演绎、归纳和设证 作为思维工具，演绎、归纳、设证在建构大前提和小前提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合宪解释是为了保证法律体系的精神一致性，因此为体系解释之主要内容，不可与体系解释并立。
表三：诠释学和解释学立场的比较（附图表略） 二者的差异，以最后一项举例说明，解释是在说谦虚是美德，非此即彼，而诠释似乎在说谦虚过头就是骄傲，不仅…而且…也是，颇有辩证的吊诡。1．有类似的规范参照——类比 类比秉承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的旨意，其具体的形式有四种：制定法的类比指从某一条文出发，并从这个规范中抽取出一个可适用到相似案件上的基本思想。法律事实处于中介地位，向前联系着生活事实，向后联系着证明事实。参见[英]后尼弗·特拉斯特德：《科学推理的逻辑》，刘钢、任定成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以下。
它指对至今查明的事实有明确的规范标准可应用。事实借助物质性证据和人的陈述显现出来，弄清什么是事实，实则又是主要围绕陈述的真假展开。
由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是评价或归属（imputation，Zurechnung）的问题，即生活事实是否符合法律的事实构成。视比较点的选择而定，可能会提出对立的结论：或适用类比或适用反面推论。
表二：演绎、归纳与设证之范例（附表略） （一）确定性结论的获取——演绎 演绎是从规则出发的推论，它从规则到案件，从一般到特殊，其过程为：大前提一小前提一结论。施塔姆勒曾引证过一句话：一旦有人适用一部法典的一个条文，他就是在适用整个法典。
对此案人们看到，F2在一些法律大前提包含的已知的本质要素上，如参加集会、危险性，与F1是一致的，所谓武器是一个类型概念，武器这个第297条规定的行为构成具有类型性，F2能被处理为与F1相同：硫酸与土制手枪、土锐一样，是武器。2．法律规定违背客观目的——客观目的探究 在法律规定的字义明确包括事实但违背法律的客观目的时，不仅字义解释而且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都不适用，便发生客观目的探究。如乙带一瓶1000毫升硫酸参加被批准的室外集会，他的行为是否构成我国刑法第297条规定的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为分析方便，以下简称非法携带武器参加集会罪）。仍以前述硫酸案为例，由于不能直接适用刑法第297条这个规则，首先，法官可以联系到这个规则通过前理解去假设硫酸应当是武器一类的东西（设证）。
沿着先见指出的方向去寻找规范，在判断者与立法者的对话中理解规范，在对话中内在地创造判断的依据，使事实与规范相适应，得出最终的结论。这两者有时不一致，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者的意图原是保护消费者在生活消费中的权益（第1、2条），而此法律的客观目的应解释成：使消费者在所有消费行为中的权益受到保护，如工厂为生产而购买原料，商家为销售而购买产品，患病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甚至个人为索赔而购买假冒伪劣商品。
类比、反证等论证策略。就判例法而言，在无先例或改变先例时，一般规则是司法者归纳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不同关系，要运用各种方法去建构大小前提，即使事实一般化、使规范具体化。社会效果的含义在中国如最高人民法院所阐述的，指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社会稳定。